星島日報 | A20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潘學智
滙豐銅獅重見天日，中資商戶拆走圍板，透視商界判斷社運已經降溫。疫下復甦是首要議程，市民抗疫疲勞，期望拉近社交距離，業界也爭取放寬種種限制，憧憬旅遊氣泡和健康碼，希望早日恢復經濟活動。深圳特區四十年讓各界聚焦雙城競爭的演變，十四五規劃亦提醒香港關注在國家發展大局內的社經地位。雖然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特區的民主派議員，被人大常委會剔出立法會，震盪政壇，但是大眾再度重視經濟民生議題，《施政報告》對香港問題的答卷相信會繼續以恢復經濟和為民解困為主軸。經濟景氣可穩政治
一方面政治問題終須政治解決，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社運參與者同時抱有其他個人追求，那麼經濟民生措施能不能夠沖淡民怨？選舉研究向來有經濟選民一說，經濟興旺有利於爭取連任，顯著的反面例子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克林頓喊着「笨蛋，問題是經濟！」，打敗老布殊登上美國總統寶座。上月辭世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湯維強教授，在那段期間研究明朝二百多年的社會運動，發現農民起義固然離不開階級衝突，不過這種地方動亂更似是平民百姓在天災人禍之時，應對經濟困境的求生之道。由此可見，經濟景氣有助穩定政治具一定根據。
讀過一種觀點，將經濟表現與社會燥動的關係套用在香港，例如○三年的非典型肺炎帶來百業蕭條，激起反對廿三條立法的七一遊行。背後邏輯相當淺白：政府是社會的治理者，市民若有任何不滿，政府自然是發泄對象。如此推敲，沸騰的民怨隨一四年的「佔領中環」和一九年的修例風波爆發，可以與香港經濟發展疲軟，深層次矛盾未解決拉上關係。這理論或能自圓其說，但似乎又無法解釋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與○八年環球金融危機後，香港經歷一段政治上相對平靜的時間。
社會公平比個人前景重要
相信不少人會同意經濟條件愈惡劣的人，愈覺得社會不公平。民主思路的調查卻發現，兩者的關係其實因人而異。中產人士與非學位大專生的看法確如一般理解，不過在年輕人眼中恰恰相反。青年對自身的經濟前景比年長的更為樂觀，但亦認為社會政策更為不公平。他們流露一種利他精神，即使對個人能力充滿信心，也會重視同輩的社會權利，反映着追求平等、公義的公民價值觀。
社會不公是主觀感受，受訪者視之為政府管治能力的缺失，亦是高度自治未如理想的因素之一。日常政府功能是宏觀政制運行的縮影，為數不少的市民自認只會憑政府表現評價一國兩制。調查中所有年齡組別、教育程度、政治傾向、收入群組均有過半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大開支、審視稅制救助窮人、參與更多於市場經濟。政治改革是民心所向，若無斡旋空間，也應從內部管治着手，藉經濟民生措施重塑公平競爭環境，以治標促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