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20-10-30 D05 | 時代 | 法政隨筆 | 湯家驊
朋友傳來一段短片,片中一名衣著入時的妙齡女士,因為一宗交通意外,以最潑辣惡毒的粗口指罵一名巴士司機,令我想起兩幕情景:一幕是一群大學生以粗言穢語高聲喝罵一位企圖在大學集會中發言的內地女學生;另一幕是我最後一次出席公民黨的黨員大會,部分黨員以極度令人惡心的粗口指罵一些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每一次想起這些情景我都不寒而慄。
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人講粗口。有人說講粗口是香港文化,我沒有異議;因為我也是一個經常講粗口的人。幼時家貧,爸爸是一位每天粗口掛在嘴邊經常失業的記者。媽媽批評他是「文化界的流氓」、「斯文爛仔」。我是灣仔一名街童,不到四五歲,粗口便琅琅上口。到了高中,我更終日在灣仔、尖沙嘴的酒吧和夜店玩音樂混飯吃,我的流利粗口連一些有社團背景的人也不禁側目。但我從不指罵他人,更不會以粗口詛咒他人;因為講粗口與喝罵人是兩回事。
恕我直言,今天的年輕人英文說不上口,普通話更不用說,中文程度更是令人發笑,但卻以說得一口流利粗口為榮。有法官聲稱他們是「社會棟樑」。我不明白與香港核心價值背道而馳的人怎可說是社會棟樑?這樣的棟樑構成的社會不要也罷。朋友說,算了吧大狀,不要對年輕人過於苛刻;我沒資格對他們苛刻,只是心痛罷了。
湯家驊
民主思路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