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 A09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 龍家麟
要預測香港未來前途，必須要對香港的過去有充分了解。我三十年前加入由麥理覺（已故Jimmy McGregor）發起的智庫，是希望從他身上了解多一些英國如何管治香港。中學期間，校方常常勸告：讀書不談政治，所以同級同學沒有政治人物，對政治的了解也不深刻。六七十歲這一代，大部分都是順民，一九六六年因天星小輪加價事件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抗爭的是民生議題。後來出現的香港觀察社（Hong Kong Observer 代表人物包括陸恭蕙和胡紅玉），他們關注的也是民生政策和管治議題。一九八九到九○年間，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和民建聯相繼出現，同期出現的人物包括張炳良和曾鈺成。英治時期，總督有能力把部分「反對派」的能量吸收，把他們變成建制內的建設力量。
創新辦引領社會討論一國兩制
一九九七年之後，特首由選舉委員會提名及選舉產生，立法會內最大的政黨不能組織政府，特首也沒有政黨聯繫。理論上所有政黨都是反對派，沒有誘因去着重政策研究，發展切實可行的經濟民生和戰略和政策措施，甚至關注如何利用香港協助國家增強整體「綜合國力」。一九九八年引入的五個大選區「最大剩餘數比例代表制」，最後的立法會議席往往只需要三萬三千剩餘票便能取得最後一個直選議席。這選舉制度，變相鼓勵極端本土派系，利用這制度漏洞晉身立法會。二○一四年佔中之後，傳統民主派系錯判了形勢，任由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認同「和勇不分」。特區政府在處理反修例運動過程中，未能及早收回條例。香港捲入中美交惡，香港變成了地緣政治的爭拗焦點，中央政府無奈地在去年六月三十日推出港版國安法。
自從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未能有效坐鎮，協助中央政府預計及採取措施有效管治香港。李彭廣教授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書中指出，歷任總督不單止聽取常任英籍政治顧問的意見，也容許華籍非官守行政會議成員（例如鍾士元）管有實權。如果所有非官守議員反對政府建議，總督不會發言並且會收回政策建議。九七年後的特區首長（董建華除外）很少提及香港的長遠發展目標和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將香港的自由開放環境、法治，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融入成為中國「綜合國力」的一部分。在政府以外，似乎只有陸恭蕙在《沒有第三者》（No Third Person）一本薄薄的英文書提出，只有香港人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才有資格和能力，連接香港過去和未來，在一國兩制和中國主權之下，講出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新香港故事」。陸恭蕙的書實在太短，所以只提出問題，但沒有提供答案。
香港回歸了二十四年，特首林鄭月娥有責任帶領港人走出目前的政治困局。佔中之後，香港政治形勢的鐘擺不時會擺到極端，作為特首不能袖手旁觀：負面的危害國家行為不能不管，但不要如邵善波所說的 overkill，使（香港）病人變死人。特首也可以鼓勵甚至透過「創新辦」統籌社會各界，多一些討論和研究「一國兩制」的獨特環境和歷史背景，加強了解香港對國家「綜合國力」的正面影響和使港人對未來前途有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