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香港 | 陳譽仁 | 民主思路成員
一天，朋友傳來一段短片，標題寫着「拿着BNO簽證的香港九七後：不想刻意去移民，香港是我的根」，那九七後正正是筆者。香港不只是我的根，是所有在香港成長的青年的根。雖是如此，一部分人仍選擇離開。前陣子到機場為一位大學時期朋友送行，機場竟然人如潮湧，且年青面孔居多。那時候真切地感受到多少人正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
統計處最新發表的中期人口數字，上年7月到今年6月的人口淨移出數目為11.3萬人，從2019年年中計起，移出數目超過20萬人，年青人佔比最高。人口數字所呈現的情況與筆者親身所看見的相吻合。20數萬並非全部為常住港人，非常住居民佔近半數。其中從2019-20年減少的人口大多為流動居民 [註一]，而2021-22年減少的人口則多為本地常住居民（見圖一）。從數據中可以估計離開的人大概分四類：國外人才、國內人才、本地青年和中產或以上家庭。雖說20萬人佔總人口不到3%，但考慮到能離開的大多為較高收入或較高技術人士，影響或許比想像中大。而民主思路剛發表的一國兩制指數中顯示，港人移居海外的意欲漸漸緩和，但仍比2019年前的水平高（見圖二），似乎淨移出的情況還會持續一陣子。
雖說人人離開的原因也有所不同，但勞動經濟理論中，移居選擇（Migration Decision） [註二] 的考慮因素不外乎：金錢、社交、環境。
1. 金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一直以此為競爭手段，人工高、低稅率等不在話下。就是房租較貴，但移居到其他大城市亦要面對同樣問題。
2. 社交，人也。這因素因人而異，比如本地青年如要移居，則要離鄉別井與家人朋友分開，社交生活大受影響，並非樂事。而非本地人才的社交主要以玩樂為主（例如酒吧、運動場所等），近年受到嚴重疫情和抗疫政策影響。
3. 環境。除空氣質素、街道整潔、交通情況等日常環境外，也包括旅遊限制，政治風險，教育質素等。
以筆者猜測，有一批非本地人才因近年社交和環境因素皆對他們不利而第一時間離開香港，才有2019-20年流動居民淨移出的情況。而本地人才離港，對個人財政和社交方面都有負面影響。縱使如此，一部分人仍因環境因素改變而選擇離開。
特首最近說要搶人才，人才固然要搶，但也要搶得精準。應對不同人才的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不能再「食老本」。別再以稅務優惠等金錢因素吸引人才，筆者相信作用不大。不只要對症下藥，也要知己知彼。港人主要移居的地方為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星加坡、台灣、內地等。港府應針對本港競爭對手的政策而制定應對措施。相信有效的人才政策會使不少本地、國外、國內人才回流到本港。畢竟，本港仍是個美麗的大都會。
註一： 請參考統計處的修訂人口數字編製方法 – 「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的技術定義
註二：Gordon F. D. Jong and Robert W. Gardner. (1981).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Microlevel Studi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