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斯，澳洲：上週於聯合國大會的告別演說中，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回顧他任秘書長的日子。
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段「戰爭拖延於可恥的殘酷之中」的十年。平民成了目標。人權被踐踏。飢餓被武器化。人道工作者被殺。國際法被拋棄。
確實，古特雷斯與聯合國在他任期達十年的時間裡面對越來越艱難的挑戰，但當他準備於今年底卸任時，該如何評價他的任期？
聯合國面臨的極端挑戰
全球現時有65場活躍武裝衝突，為自1946年以來最多。
聯合國安理會的兩個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和美國，已經以違反《聯合國憲章》之名開展戰爭。
同時，科技專家現警告人工智能可能會消滅人類。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亦構成生存威脅。
沒有所謂的「一任秘書長能解決所有危機」。但就歷史比較而言，對古特雷斯而言並不有利。
聯合國的第二任領導人、瑞典的 Dag Hammarskjöld，也在全球緊張時期任職。儘管處於冷戰，但他在去世前仍建立了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於1961年在嘗試促成以結束剛果血腥分裂衝突為目標的談判時，於一場飛機失事中喪生。
聯合國的第七任行政長官、加納的科菲·安南，憑藉他的外交魅力，在二十世紀初推行了重要改革，促成了人權理事會的成立；「千年發展目標」旨在減少饑餓、貧困與疾病；以及如「保護平民免於大規模暴行」等全球新準則。
即使是古特雷斯溫和的前任、韓國的潘基文，也提出了「人權先行」的議程，指示聯合國在前線的工作人員不要成為禮節的囚徒，而要為那些生命依賴他們保護的人發聲。
所有這些改革能在一個謹慎且冗長的機構內完成，顯示出不管環境如何，聯合國仍然在改革與變革中前進。
古特雷斯的遺產並不怎麼令人印象深刻
就亮點而言，古特雷斯因促成2022年黑海穀物倡議（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而被人記住；他亦推動更多女性擔任聯合國高層職位；積極推動氣候外交，並為有關人工智能威脅與前景的全球辯論帶來國際視野。
但其低點確實深藏地下。
由於美國拖欠聯合國40億美元的會費，古特雷斯被迫實施嚴重的預算削減。
「UN80」改革進程，亦即他在2025年3月為慶祝聯合國八十週年而提出的整頸式重組改革，似乎更偏向於官僚機構的裁撤，而非重新聚焦組織的道德遠景。成千上萬名聯合國員工被裁；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因人道資金不足而挨餓。
最悲慘的是，古特雷斯未能促成烏克蘭、緬甸、蘇丹和加沙等地的衝突結束。許多批評者認為他本應採取更多行動，指控他從未前往緬甸、蘇丹及其他幾個重大危機點，若他親臨現場，或能給予強大的政治信號。
古特雷斯走上最高職位的道路
在他踏足紐約的聯合國總部之前，古特雷斯曾任葡萄牙總理（1995至2002年），之後又任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專員（2005至2015年）。他競逐聯合國秘書長的候選，主要建立在他在日內瓦擔任高專員的聲譽上。
在古特雷斯的領導下，聯合國難民署針對敘利亞及其他地區的人道危機，經歷了深刻的結構性變革。古特雷斯被視為一位充滿活力的現代化推動者；他走訪難民營，被視為世界上最脆弱群體的有效而謹慎的倡導者。
但自2016年被任命為秘書長以來，全球因迫害、衝突與暴行而流離失所的人口數字幾乎翻倍，從6,560萬增至1億1,800萬。其中包括4,500萬名兒童，現正以難民身份居住、或在家園瓦礫旁的帳篷中尋求庇護。
雖然古特雷斯並不應對他們的痛苦承擔全部責任，但與他的一些前任相比，他在推動外交解決危機方面，顯得相當低調。
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國家（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及美國）之間的否決僵局持續加劇，古特雷斯似乎成為一位疲憊而邊緣化的呼籲妥協的聲音。
成為聯合國最高領導人，在某程度上是他註定的命運，但並非他的錯；他在 Donald Trump、Vladimir Putin 以及 Xi Jinping 的時代任職，這三位領袖以各自的方式將他和聯合國邊緣化地位置於風口浪尖。
聯合國未來的不確定性
我還記得在2018年某次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與他會面的情景。我當時被邀請，與其他幾位資深民間社會代表一起，討論人權問題。
在會談中，我提到他最終會被歷史評價——就像以往所有聯合國領導人一樣——看他保護平民、阻止震動人類良心的暴行的能力如何。
他莊重地點頭表示認同。
歷史對他在這方面的失敗的評價將會相當嚴厲。
當他於12月31日離開聯合國大樓38樓，乘電梯下到綠色大理石大廳，他留下的是一個比柏林圍牆倒塌以來任何時候都更脆弱的聯合國。若這個世界組織希望活得下去，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必須在承諾與實際表現之間跨越更大的鴻溝。
西蒙·亞當斯是默多克大學的人權教授。本文評論首次於 The Conversation 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