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專論

第五號:《香港體育政策:改革社區體育、精英體育和大型體育賽事(CEM)的三角關系》

莊偉安 霍嘉怡 梁崴 (2023年10月)

體育規定、政策和組織結構是成功的體育協調和發展的基礎,有助於個人和整個社會的繁榮和福祉。近年來,香港的社區體育 (C)、精英體育 (E) 和大型體育賽事 (M) 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鑒於政府即將建立新的文化、體育和旅遊局以更好保障香港體育的發展,本研究旨在深入地了解香港體育政策的當前問題,並提出有效和務實的建議來解決現有問題。這項研究採用了定性研究設計。本研究開發了一個建議的CEM框架,為未來推出的框架提供了潛在的指導方針。主要建議包括:(1) 建立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具有明確的藍圖,定期進行CEM評估,加強對港協暨奧委會和體育總會的管理,並促進中國體育旅遊;(2) 加強體育文化,提高市民意識,與香港電台合作,並將高等教育學生作為活動志願者;(3) 增加對新興精英體育的支持;(4) 推出如新體育試點計劃的贊助平台;和 (5) 提高教練、培訓和設施管理的專業標準。

專論全文 (只有英文)

第四號:《香港智庫生態圈:為實證為本的政策制定者建立「旋轉門」》

陳譽仁 黃穎君 廖衍森 (2022年4月)

智庫的重要性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增加,而它們對全球的政策制定者至關重要。然而,在過去的 20 年裡,香港的智庫發展一直非常緩慢。有人可能會問:什麼是智庫?為什麼智庫如此重要?如何評價智庫?其他地區的智庫是什麼樣的?香港智庫為何發展如此緩慢?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什麼?這篇論文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我們研究了相關文獻,比較了不同地區的情況,並進行了訪談。最後,我們總結了促成智庫生態系統的關鍵因素:人才、資金和影響力。這三個因素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循環(我們稱之為「智庫生態系統」)。在診斷了香港智庫的問題後,在第六節中,我們提出了需要香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動和支持智庫發展的七項建議。香港政府需要解決自身對政策研究不足的問題。在選舉制度更迭後,政府更沒有理由不去面對政策研究不足的問題。透過善用宏觀與微觀視角並著眼供求以解決問題,我們相信香港可以在不久將來解決其弱點並形成一個健康的智庫生態系統。

專論全文 (只有英文)

第三號:《香港政治信任的建立》

周尚明 梁丞杰 布鎮權 (2022年3月)

近年來,許多香港人對於中央還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和互信程度愈發下降。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在這兩年內跌至最低點。本研究的主目標是以找尋不同可行以證據為本的方法,有助於在不同持份者間建立互信,包括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人。

信任的理論是探討公民的信心與社會現有制度的關係。隨著信任度的下降,人們對社會和經濟的擔憂變成了恐懼,導致政府的民粹主義蔓延和公眾對政府政策的非理性反應。如果政府能夠提高公民對其自身的信任,政策的實施就會更有效率,公眾對措施的容忍度就會更高。我們回顧了香港自 2008 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全球金融危機 (2008-09)、五區公投爭議、反修例爭議和相關抗議活動以及最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以解釋港人對特區政府信任水平的變化。

鑑於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旨在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並會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框架內實施。這些解決方案包括 (i) 在短期內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挑戰及支援經濟; (ii) 在中期需要持續解釋和澄清大眾對《國家安全法》和改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誤解;和(iii) 在長期需要培養適應「一國兩制」的政治領袖人才,以深入解決社會問題。

專論全文 (只有英文)

第二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危機和對策建議》

龍家麟 (2022年6月)

美國政府內的鷹派,以保護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為由,從特朗普時期到拜登現任政府期間,準備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啟動金融脫鉤的「工具箱」。反映香港在中美地緣政治角力之間,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在的危機也浮現到表面。政治穩定、公開透明的管治制度、獨立和聲譽良好的司法制度、新聞自由是香港能否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關鍵條件和因素。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官員當向國際媒體發表涉港的政治消息時,有需要了解和確認過去不少「改革開放」的思維也是源自香港。事實上自從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未見大幅度加強。如果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官員繼續對媒體或國際社會作出超越國家安全需要的聲明和強硬的反擊,將會使國外投資者對香港「法治」和「新聞自由」失去信心。香港的軟實力來自百多年來累積的「自由主義」底蘊,能夠靈活地以「中國香港」的身份名義,向國際社會發表意見,講好新「香港故事」和新「中國故事」。因此,本文強調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政府需在國安法實施後一段時間採取溫和路線和政策,去化解外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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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號:《香港與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和管治能力的比較》

龍家麟 (2021年5月)

脆弱的政治環境持續阻礙香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機會。而新加坡已悄悄在經濟發展和整體競爭力上超越香港,香港在政府投入和發展政策措施遠遠低過新加坡。香港政府沒有好好利用「深圳-香港創新集群」這個優勢不單讓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積壓的民生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更讓內部張力也不斷增加。

香港在過去一直能夠維持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仍基本上保持自由和有充足的人權保護的「混合現狀」。有外國學者觀察在「一國兩制」這問題上,中央政府和香港從來都是「雞同鴨講」。一邊講:「主權」、「繁榮」、「穩定」。重點是要以「主權」為先。另一邊香港一般市民大眾和國際社會追隨的卻是:兩制之下的:「高度自治」、「自由」、「民主」(民主選舉過程), 以至香港政治制度的不穩定因素遲遲無法平息。

反觀新加坡的管治模式有很多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例如新加坡的統治精英已經過人民行動黨的篩選和訓練,而且要通過選舉成為國會議員才能加入政府,並不僅以學歷或出身背景作區分。部長級官員一旦失去黨內支持或國會議席便要退出政府。基本法的原來構思是由一個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和高素質的公務員團隊去管治香港。由於現時的政治問責官員,絕大部分都沒有真正的政治練力,真正掌握香港政府政權力和策方向的,很多是使命感不足和沒有充分戰略思維和沒有面對選舉或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競爭的政務官。

針對國家安全問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聘請世界級廣告公司,協助政府向國民正面宣傳新加坡的潛在危機和優勢。另一方面努力建設社區設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務求在危急時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個人認為,處理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目前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一至兩年之內急速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回復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對生活的幸福感(特別是解決住房問題、退休保障等問題)。

香港的財政和公共開支政策,從殖民時代至今,一直受制於「積極不干預」和「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讓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一直擠壓。政府必須要知道人民想要什麼,而且有能力推出政策逐步實現市民大眾的願望。香港能否借「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找到重回正軌的機會利用國家支持去重建香港,利用香港自由開放的環境去擔當起和變成為中國對外的前哨站,並從過程中協助國家發展的契機還是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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