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專論

第二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危機和對策建議》

龍家麟 (2022年6月)

美國政府內的鷹派,以保護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為由,從特朗普時期到拜登現任政府期間,準備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啟動金融脫鉤的「工具箱」。反映香港在中美地緣政治角力之間,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在的危機也浮現到表面。政治穩定、公開透明的管治制度、獨立和聲譽良好的司法制度、新聞自由是香港能否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關鍵條件和因素。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官員當向國際媒體發表涉港的政治消息時,有需要了解和確認過去不少「改革開放」的思維也是源自香港。事實上自從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未見大幅度加強。如果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官員繼續對媒體或國際社會作出超越國家安全需要的聲明和強硬的反擊,將會使國外投資者對香港「法治」和「新聞自由」失去信心。香港的軟實力來自百多年來累積的「自由主義」底蘊,能夠靈活地以「中國香港」的身份名義,向國際社會發表意見,講好新「香港故事」和新「中國故事」。因此,本文強調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政府需在國安法實施後一段時間採取溫和路線和政策,去化解外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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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號:《香港與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和管治能力的比較》

龍家麟 (2021年5月)

脆弱的政治環境持續阻礙香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機會。而新加坡已悄悄在經濟發展和整體競爭力上超越香港,香港在政府投入和發展政策措施遠遠低過新加坡。香港政府沒有好好利用「深圳-香港創新集群」這個優勢不單讓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積壓的民生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更讓內部張力也不斷增加。

香港在過去一直能夠維持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仍基本上保持自由和有充足的人權保護的「混合現狀」。有外國學者觀察在「一國兩制」這問題上,中央政府和香港從來都是「雞同鴨講」。一邊講:「主權」、「繁榮」、「穩定」。重點是要以「主權」為先。另一邊香港一般市民大眾和國際社會追隨的卻是:兩制之下的:「高度自治」、「自由」、「民主」(民主選舉過程), 以至香港政治制度的不穩定因素遲遲無法平息。

反觀新加坡的管治模式有很多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例如新加坡的統治精英已經過人民行動黨的篩選和訓練,而且要通過選舉成為國會議員才能加入政府,並不僅以學歷或出身背景作區分。部長級官員一旦失去黨內支持或國會議席便要退出政府。基本法的原來構思是由一個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和高素質的公務員團隊去管治香港。由於現時的政治問責官員,絕大部分都沒有真正的政治練力,真正掌握香港政府政權力和策方向的,很多是使命感不足和沒有充分戰略思維和沒有面對選舉或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競爭的政務官。

針對國家安全問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聘請世界級廣告公司,協助政府向國民正面宣傳新加坡的潛在危機和優勢。另一方面努力建設社區設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務求在危急時得到人民的完全支持。個人認為,處理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目前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一至兩年之內急速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回復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對生活的幸福感(特別是解決住房問題、退休保障等問題)。

香港的財政和公共開支政策,從殖民時代至今,一直受制於「積極不干預」和「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讓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一直擠壓。政府必須要知道人民想要什麼,而且有能力推出政策逐步實現市民大眾的願望。香港能否借「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找到重回正軌的機會利用國家支持去重建香港,利用香港自由開放的環境去擔當起和變成為中國對外的前哨站,並從過程中協助國家發展的契機還是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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