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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裁定俗稱「35+」案中的47名被告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並各判4年多至10年不等的監禁刑期，隨即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為何刑期明顯地較《港區國安法》所訂下之三級量刑準則為低？另一爭拗點是為何這名被告判10年，那名被告只判4年多，每名被告刑期不同，原因是什麼？

這不是一個容易解釋的問題，但我們可從罪行性質和量刑原則兩方面討論。首先，這案件涉及的是串謀干犯《港區國安法》下之「顛覆國家政權罪」。《港區國安法》沒有串謀罪，只有顛覆罪。何謂串謀罪？串謀罪是指多於一人透過協議去犯法。串謀罪與意圖罪如出一轍，原則上是犯法前之行為；意思是說我們同意一起去犯法，還沒有犯法，協議本身已構成了一項罪行。串謀罪本質與意圖罪一樣，不過意圖罪適用於一人，也適用多於一人，但串謀罪則必須多於一人。因為串謀罪是干犯罪行之前的罪行，所以雖然嚴重性與準備干犯之罪行一樣，但因為意圖進行的犯罪行為有時尚未發生，所以在普通法下法庭有比較彈性的處理方法。這是普通法的特點。

串謀罪是普通法下的罪行，回歸前早已存在。《基本法》規定特區繼續施行普通法，所以串謀罪一直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在「35+」案件中，法庭認為既然這是普通法下的罪行，那麼根據《基本法》便須跟循普通法的原則處理；但因為意圖干犯的是《港區國安法》，所以必須同時顧及《港區國安法》下罪行的嚴重性和刑罰標準。法庭決定首要被告的量刑起點應是15年，便是這個原因。

在普通法下，法庭可因應被告認罪及求情因素而退減刑期。這也是一種彈性處理的原則，亦是普通法的特點。認罪減輕了法庭負擔，大家可以明白，不用多解釋。至於求情，這是一門頗為深奧的法律學問。好的律師會明白，說什麼會取得法庭的同情，要說什麼、或不說什麼才不會令法庭對被告增加反感。不懂得這些分別，求情可能得不償失，弄巧成拙。最好的例子是戴耀廷的律師堅持被告沒有參加初選，所以不應被視為首要被告；這說法與法庭上鐵一般的證據互相矛盾，難怪法官拒絕接受。另一名被告拒絕求情，不以悔改博取法官同情，這又是另一極端。

儘管如此，大家可以看到法庭沒有因為求情不當或拒絕求情而加重刑罰；法庭只是覺得沒有因應求情而減刑的理據。由此可見，法庭是不會感情用事，對被告施行報復性的判刑。相反，其他被告有因為對社會作出貢獻而獲得減刑；也有因為其他個人背景而獲得減刑。不同的刑罰突顯了法庭不會千篇一律機械性地判刑。在普通法下，法庭必須就每個不同犯人的個人情況作出適當的判刑。個人情況不同，判刑自然有別；這也是普通法的特色。

這是一宗極具爭議性的政治案件。不少人因為政治立場而對法庭的裁決有不同看法，我們未必認同，但應該試圖諒解。但無可爭議的是，法庭堅守着「一國兩制」下普通法與《港區國安法》包容並重，互補不足之精神，法庭的判詞亦完全突顯了我們司法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這正是香港法治之體現；也是「一國兩制」最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