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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法政隨筆 | 湯家驊

從櫃桶深處找出一張殘舊不堪、早已變黃的相片。相片中的人物差點兒已難以辨認了；這是我最早回憶的憑據。

那年我只是三、四歲吧？大年初一，沒有新衣，但父母仍要求我們穿得整整齊齊到灣仔一間照相館拍一張全家福。拍完照，我們到親戚家中拜年，拿到一封一毛錢的利市，興高采烈地跑回家與一班相熟的街童合資買來一排電光炮，把電光炮放在月餅鐵盒下，然後燃點，「啪」的一聲，餅盒飛到半天高，大家笑着、跳着，拍手尖叫。這便是過年。

不久之後，父親開始失業，生活變得愈來愈艱苦，再沒有興致拍什麽全家福了。及後，政府禁止過年燒爆竹，街頭巷尾的爆竹聲一去不返。過年也很不一樣了。

今天的年輕人富有了，追求的也很不同了。過年是連續幾天吃喝玩樂的日子，有些更乾脆跑到外地旅遊；社會出現了一個叫「避年」的新名詞。往日過年有幾天假期，一家人都是聚在一起玩些傳統的博彩遊戲，耍耍麻雀，吃吃糕點，好不熱鬧。今天過年已不是這回事了。

為什麽要「避年」，始終想不通；只有一種「被避年」的感覺。久而久之，反而成為了過年的常態。便是没有「避年」，孩子和孫兒來拜年也是吃過飯便匆匆走了。坐在客廳中看着這殘舊的全家福照片和那棵開得嬌艷燦爛的桃花，正是「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