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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D05 | 時代 | 法政隨筆 | 湯家驊

電視新聞中記者問小朋友最希望擁有什麼；小朋友笑笑說：「我想要一張書枱。」這麼簡單卑微的一個願望，卻恐怕亦難以達到。原因不單止是金錢問題；事實是他與哥哥及母親住在一間不足一百呎的劏房，根本放不下一張書枱。看到這裏，不禁感到一陣心酸。

回想我年幼時也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張書枱。在兩位姐姐還未成功偷渡到香港前，我們一家六口也住在一間不足一百呎的板間房。除了一張父母睡覺的木板牀，和一張雙人碌架牀外，餘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張可收摺的飯枱。吃飯也要坐在牀上吃，哪有什麼地方放什麼書枱？「可幸地」我那些年只是一個街童，從來不用做功課，也沒有渴望要一張書枱。

相隔近七十年了，想不到清貧家庭的苦况卻竟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真的要找出分別的話，只在於當年青年向上爬的機會比較多，而我又極為幸運，不知怎的跌跌碰碰地總算尋找到出人頭地的機會。但今天的社會，有同等的機會嗎？這渴望有一張書枱的小朋友，可有我那麼幸運嗎？心裏不期然有一絲不是那麼好的預感；看來這小朋友的前途有可能不是那麼樂觀。

不要跟我說什麼《基本法》規定我們要行資本主義，不奉行福利主義。這不是福利的問題，只是人生於世一種做人的基本尊嚴問題。要建立一個公平安穩的社會，每個成員也其身有責；特別是政府官員。為官者若不懂得這點，也不配當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