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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2020-10-29 A11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 龍家麟

香港和新加坡開埠時，同樣是服務貿易的港口城市。五十年代初期，香港接收了大量內地的資金、移民和技術，並且經歷了第一次的經濟起飛。當時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落後於香港，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講過：「如果政治不穩定，外資不會來新加坡」。歷任香港總督亦明白政治穩定對經濟民生發展的重要性，香港亦藉着英治時期的政治穩定和「可以預計的政策」，成功轉型成為高增值服務業和世界金融中心。

一四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未能在立法會通過，接住下來發生的佔中事件和反修例運動，香港無可否認地失去政治穩定和迷失方向。似乎自從九七年之前一直存在的經濟民生問題，未能銜接九七前後的政治和管治模式問題，香港在全國發展的定位和自身角色等問題，也戲劇性地在過去兩年間爆發了出來。原來銜接九七過渡的管治構思，是由一個沒有本地政黨聯繫的特首，加上一班政治中立和高效率的公務員班次去管治香港。後來才發覺這一個構思有不少缺失，例如政府在立法會中沒有投票權，各派政黨的唯一使命是去打選戰，政黨一向不着重長遠政策研究，也沒有能力提出更好的政策去挑戰政府的管治思維。

香港並沒有長遠規劃發展的傳統（麥理浩在一九七一年上任前花了十個月寫的「管治香港大綱」除外），也沒有類似「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和內地的「五年規劃」和即將提出的「二○三五年遠景目標建議」等等的同類制度。和政務官打過交道的人都了解，政府在制定「政策措施」過程之中強調短期成效，長遠目標通常不在考慮之列。加上外人通常都不會了解政府的內部程序，所以很少外間提出的意見是可以得到公務員體系接納的。從小圈子跌跌撞撞制定出來的「行動」（政策措施） 往往缺乏方向感，也未必符合香港應有的長遠發展目標的需要。這種着重短期成效的思維，事實上也和內地慣用的「道路、方針、政策、戰略」詞彙和格式要求有明顯分別。香港的政策制定過程，從一開始就是掌握在政務官手中。問題出現是在於公務員雖然熟悉政府內部運作和程序，但未必懂得商業運作和有足夠的政治經驗和視野去判斷「政策措施」建議是否符合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藉機說明自由開放環境

特首這份工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任務，不能迴避政治經濟發展和管治制度銜接不足的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十月十二日公布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亦引起各界揣測、期望和批評。據說特首即將訪京，並且向中央部委爭取短期惠港措施，而不是藉着《施政報告》提出：如何解決年輕一代對社會的不滿無奈和沮喪的問題，如何承繼麥理浩在七十年代建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如何發展有利於年輕人向上流動的創新科技和知識型經濟等等的建議。國際社會一向欣賞香港的法治社會，自由開放的環境和公開透明的處事方法，並且表明現在的香港是他們願意見到的中國。特首理應發揮政治智慧，藉着《施政報告》講出香港應有的長遠願景，在國家發展的角色和政府對短期經濟復甦的抱負。並且藉着這機會說明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的自由開放環境、獨立司法制度、個人健康和安全保障、理想營商環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健全和正在有計畫地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