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明報 |2017-11-17
法政隨筆 | 湯家驊

著名作家張戎最近到訪香港，一個朋友為她設宴，她客氣地把親筆簽名名作《鴻》送給我們。這是一本描述三代中國女人於中國近代最動盪的一百年間之經歷，見證了軍閥年代、民國、共產黨崛起、文化大革命。但這是一本英文書。

張戎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個獲英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大陸人。她的《鴻》出版後成為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已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版本，全球銷量超過一千三百萬冊；但在中國卻屬禁書。這本書令我想起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但至少後者是一本中文書。不是說從文學價值而言，英文書比不上中文書，只是書中的主角是中國人，作者是中國人，寫的是中國血淚史，主要的讀者對象卻是外國人。想到這裏，心中有一種不知如何形容的滋味。

當選立法會議員不久，我曾經與一位北京的著名教授見面。我問他為何北京可以與過往曾有血海深仇的台灣政權對話，卻不能與香港民主派對話？他看着我淡淡的說： 「台灣人比你們更像中國人！」聽了這話我感到無限錯愕，也有點痛心，原來我是一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沒錯，我的中文水平不夠好，我滿腦子西方思想，我不認同很多現代中國政府的價值觀，但歸根究柢，我仍是一個中國人；我改變不了我的膚色，亦不想改變。

可能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悲哀，生於亂世，充滿着矛盾，每天面對着很多解不了的心結。這份悲情可能是吸引人的，特別是外國人；但這不是解決的答案。也許有一天，我們會發現答案正在眼前，但這一刻，我們仍然在夢中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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