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期:2023年1月12 日 (星期四)
講 題:在全球大變局下對香港回歸25年的一些觀察和建議
演講嘉賓: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先生,大紫荊勳賢
湯家驊先生、林定國司長、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在全球大變局下對香港回歸25年的一些觀察和建議」。首先,我們要知道全球大變局是甚麼。香港開埠百多年以來,一直是外向型經濟體,如果香港人不知道世界全球大變局是往哪一個方向走,會有甚麼可能後果的話,那麼我們可能將自己錯誤定位,不是大陸型經濟體,而是城市型經濟體,我們需要了解世界以作發展。
我認為香港人以往數十乃至百年多來,對世界發生的大事都不了解,雖然香港是依賴出口賺錢,但是我所認識的朋友中,從事出口的很多,但認識全球大格局的卻比較少,所以容許我花一點時間說一下。湯家驊先生只給我25分鐘,所以我先講解全球大變局中的兩至三個重點,然後我會談及回歸25年以來的一些觀察,以及提出八點的看法與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全球大變局,第一點我想談及的是俄烏戰爭。俄烏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是誰? 我相信很多人與我的看法並不一樣,有些人說是烏克蘭,有些人說是俄羅斯,有些人說是歐洲,但我認為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元,US Dollar,長遠來說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美國。坦白說,我很喜歡亦經常前往烏克蘭,也經常前往俄羅斯,所以我對這兩個國家比較有認識,請原諒我說得坦白一些,烏克蘭是一個小地方,它的存在對世界不會有太大影響;而俄羅斯的經濟體,與意大利、韓國相若,他們的受害和消失,對世界的影響和格局不會太大。但是對美國而言,因為美元的地位問題,影響就非常大了,所以我認為美元及美國是俄烏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
第二點就是全球能源格局的改變。1703年,彼得大帝遷都到聖彼得堡,希望俄國能夠與西歐看齊。後來發現了俄國是世界最大的能源供應國之一,它的動向就變得很重要。1703年至2022年300多年間,歐洲與俄羅斯一直相安無事,300多年後,西方國家卻說要拋棄俄羅斯、不與它合作了。作為能源大國,俄羅斯的走向極其重要。大約在5、6年前,我被邀請到聖彼得堡發表演講,並是唯一一位亞洲的主講嘉賓,同場的演講嘉賓還有前澳洲總理陸克文,原本9000人參與的大會,來聽我演講的只有27人! 所以俄羅斯在2015年時,對亞洲完全沒有興趣,現時它卻要被迫傾向亞洲,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第三點,我相信當西方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並未預料會對通脹有那麼大的影響。大家知道,多年來西方國家,以及中國,發鈔數量是天文數字。由QE1、QE2……QE7,香港人只認識QE II,就是英女皇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其他的QE 我們一概不懂。我們沒料想到俄烏戰爭帶來的能源、糧食等供應緊張,導致通脹回歸,利率隨之上升。對中國來說這不是最大損失,因為中國還有很多機會減息;最麻煩就是欠債最多的國家之一─美國。 利息高企對美國有極大的影響,亦是全球格局大變動的第一點。通脹、能源格局轉變和美元,這些與香港都有重大關係。
然後我想談談中美關係。許多人以為這個是由特朗普製造出來的問題,但其實不是。1992年,我的朋友Paul Wolfowitz寫了一篇文章,指中國是美國最大潛在的敵人。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6年台灣外海事件、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2001年間諜飛機EP3 在海南島被迫降落後,其時Paul Wolfowitz的意見依然是小眾,並不是大多數人的意見。但在10年後,小布殊總統上台後,這種意見就成為主流了。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並且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發生。剛才所說的,全部與軍事有關。美國已經緊盯中國20多30年了,這不是新事物。認為中美關係是特朗普造成的,其實是不認識歷史、不認識中美關係、不認識美國。這一系列事件啟發我們,中美之間的矛盾並不是新事物,而是存在已久。
第二件關於中美關係的事件,就是在2021年春天舉行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會議。我認為這個會議所以在美國本土召開,是中國的要求。這次會議的目的,我相信是中國想知道中美關係有沒有迴轉的餘地。結果不但沒有迴轉的餘地,甚至可以說是打罵收場。這些事情告訴我們,中國30 多年來盡量減少和美國發生磨擦,但阿拉斯加會議後,北京政府就對美國徹底失望。自此中國領導人制定國策,包括國內策略、COVID、經濟政策時,一定會考慮一旦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時,相關決定會對整個國家命運會有什麼影響。
我不想用「備戰」這個名詞,但我相信從阿拉斯加會議開始,國家領導人已為了最不愉快又可能發生的情況而做準備。不了解這個背景,就不了解國家領導人決策背後考慮的因素。中美關係最終會如何?我認為沒有贏家,亦沒有輸家,中國不會贏,美國也不可能贏,中美關係最終會變成心理戰持久戰。今天的戰爭不是在於你死我活,而是在於網絡、貨幣、太空。這場持久戰講求的是心理質素,就像100米賽跑和馬拉松賽跑,跑馬拉松的心理狀況要良好,所以中美關係要怎樣結束?如果成為持久戰,美國最終可能會自動退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在應對戰爭或國際紛爭時,它最終只有兩個結果:第一,是「我贏你輸」、「零和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是,冷戰如是、1992年波斯灣戰爭也如是。但還有第二種模式,就是韓戰模式,美國人知道他打不贏時候,會立刻靜靜的退下來。韓戰如是樣、越戰如是,前年的阿富汗戰爭也如是。當大家都打不贏、打不死的時候,美國會怎樣處理呢?我認為最可能的是,美國就此作罷,不和中國玩了。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可以自給自足,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俄羅斯。中國可以嗎?中國絕對不可能,因為中國沒有能源、糧食也可能不足。美國和俄羅斯擁有地域、人口、糧食、能源、水等資源,美國人可能就此算了,不和你玩了。請不要忘記,美國的立國之本絕對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孤立主義」。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三分之二的時間採用「孤立主義」,只是在二戰後才被迫改為「國際主義」。1823年的門羅主義、19世紀的「例外論」、1903、1904年的羅斯福主義都是孤立主義。一戰之後,美國於1920年代建立貿易堡壘,結果引發了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這些事件顯示,美國歷來都是強烈傾向「孤立主義」。所以說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看來是沒看歷史,也不明白美國人的基因。在中美矛盾中,美國可能會自動退出,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
很多西方人士說中國會取代美國做「世界老大」,我認為說這句話的人都是「憨居」,中國領導人沒有這麼笨。大家知道陸克文是誰,八年前時我邀請他到「亞洲協會」,今天他準備就任澳洲駐美大使,所以現在要離開「亞洲協會」。八年前,我說了一句話:中國很樂意做「老二」。當時陸克文在華盛頓跟我做訪問,與會大約有一、二百人,中國駐日大使崔天凱也在場,那次也是和崔天凱大使最後一次談話。我和陸克文對話後,請崔大使給一些意見,他說早就知道千萬不要做「老大」,因為做「老大」代價很昂貴!我心想,你說得對,中國做不起,老實說也沒有資格做,不做才是最好!
第三,就是有幾點在世界大變局下不可不知的。第一我認為歐洲經過俄烏戰爭、甚至沒有俄烏戰爭,也必定有內部調整。第二,美國和歐洲之間有一條大裂縫,俄烏戰爭只會延遲它的爆發,但不可能改變潛在的爆發,這條裂縫會繼續擴大。我來晚宴前,與芬蘭駐華大使及挪威駐華大使談過話,他們完全明白,沒有反駁我,歐洲領導人自己也非常清楚這個道理。我和陸克文等亞洲協會的領導人最近一次談天,我說有一個事實,所有人都知道,就是美國這幾十年來,正在慢慢失去它的道德高地及認受性。唯一不知道這個事實的只有美國人,所以我認為中美矛盾,是沒有贏家,也未必有輸家。歐洲將會經歷很大的改變,他們會在四方面尋求獨立自主:第一是外交、第二是軍事、第三是貨幣、第四是經濟,特別是首兩項外交自主及軍事自主,歐洲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另一點就是美國將會退出中東局勢。很多人不知道,但我一些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的朋友,他們非常清楚,「美國人已經退出了」。我的埃及、以色列、阿聯酋的朋友,全都這樣跟我說,美國在中東已不再是重要角色,它已經自動退出,這是大家不可不知的事實。
最後就是氣候變化,大家千萬不要輕視。昨天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現身亞洲金融論壇,午宴演講時我碰到了他。他說你要留意維多利亞港,如果再不處理氣候問題,整個香港會被淹沒。我對他說,五年前你和你太太到我家吃飯時,我已經買好吹氣橡皮艇,萬一香港被淹沒,我坐上橡皮艇划船逃生就可以了,不過我住在77樓。當然這是說笑,但氣候變化卻是非常現實,不是說笑的,所以世界格局的變動,會時刻影響香港。作為香港人、城市經濟體、中國的一部份,我們需要了解這些格局變動。
剩餘的時間我會說八點對香港的建議和一些觀察。第一,香港需要做回歸歷史的研究。關於回歸的歷史,不只是指做了甚麼、發生甚麼、說了甚麼。我所謂的回歸歷史研究,是指我們要知道英國人在香港做了甚麼好事,甚麼壞事,有什麼後果,對我們今天有甚麼影響。1997年春天時,董建華先生獲選為香港第一屆行政長官,他仍未上任時,前往新加坡訪問,當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對他說,你要小心點,英國人在香港遺留了很多炸彈。我問大家一個問題,董生知不知道這些炸彈是甚麼?你和我又知不知道?如果沒有回歸歷史的研究,25年後的今日仍不知道這些炸彈是甚麼,香港要如何成功呢?香港政商圈中的活躍人物,很多都是湯家驊先生的好朋友,他們為香港做了甚麼好事,他們又破壞了甚麼?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剛才潘學智先生所說,我非常認同及讚賞,我們應該進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研究,這是我們從來不會認真思考的。董建華先生1997年7月1日說,「我們終於站起來當家作主了!」這句話很動聽,但是香港人在甚麼事上作主,要如何當家作主?「我們」是指甚麼人?香港人從前都是過客心態,只想著賺快錢、置業,或者移民。幾十年前如是,幾十年後,打開報紙依然滿是移民或者外地置業廣告,第二波移民潮又來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第三,香港人有中國文化的根源,但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民族觀念。沒有國家觀念,就不會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問題。只要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就一定會想到國家安全問題,但香港人沒有這樣的思考,所以說起國安法,香港人就認為是天大的事,但全世界哪裡沒有國安法?唯獨香港就是沒有!所以國家觀念、民族認同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考慮。
第四,香港對國家的作用。今時今日,香港對國家的作用是甚麼?我們的經濟前途是什麼?這些需要我們思考。我認為,人類經濟發展第一階段是靠勞力、天然資源、土地、礦產、漁獲及農產,200年前的世界發展,基本都是如此。百多年前開始轉變,要靠腦袋、組織能力、管理,於是有了製造業,人類經濟發展又往前行了一步,這是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靠高科技,以錢賺錢。到了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就不值錢了;到了第三階段,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也都不值錢了。這過程是全球化大趨勢影響之下產生的。但正如我所說,這個世界的大局勢、大變局,在全球化趨勢下開始逆轉,這一套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再到第三階段的理論就要重新考慮了。問大家一個問題:由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那第四階段是什麼呢?第四階段就是第一、二、三階段的結合。第四階段需要龐大的人口,豐富的天然資源、土地、水、礦產等,還需要管理、大學教育、組織能力、高科技和金錢,這方面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新加坡政府很聰明,我很佩服他們,但他們缺乏這些條件。在全球化進程中,新加坡是受益人;但到了今天,世界逆全球化、不再和平,在這個大環境下,新加坡沒有第一和第二階段的條件很吃虧。香港依附中國內地這個龐大經濟體,對香港的未來數十年發展極其重要。
第五,在《國安法》的新框架及「一國兩制」的新環境下,香港擁有極大的政治發展空間。過往25年,「一國兩制1.0」已提供條件,「一國兩制2.0」在《國安法》的基礎下,只要不再動亂,香港的政治發展空間極大,特別是香港政府、政治家。「一國兩制」要如何定義,香港人可以自己走出來。只要在不脫離《國安法》的大框架,香港政治發展、政治家的前途將越來越好。
說到最後幾點,可能不太好聽,大家見諒。現時所謂溫和建制派的水平,實在有待全方面的提升。最近一位有識之士,說是建制派的老大之一,他對我說,想經營一間智庫。我和他聊起全球有名的智庫,他竟然都沒有聽過,對智庫根本毫無認識。如果建制派的水平只能如此,就令人不敢恭維了。 所以我希望忠言逆耳,良藥苦口,香港的有識之士,若有意和政府合作,就需要先提升自己的認知、知識、國際聯繫等各方面的水平。
第七點,我認為香港應該要採用、普及普通話。要和內地溝通,有經濟交流,就要會說普通話。
最後一點,我們不只跟外國說好香港故事,亦需要「內交」。「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多年來提出民間外交,現在則是用梁振英先生的說法,應加強「內交」,即和內地的朋友們多溝通。
最後總結,我有一個看法。 1997年的時候,大家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實施認識很少,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有人更認為「一國兩制」成功機會很低,甚至根本不可能成功。即使如此,我們仍要前進,在「一國兩制2.0」及《國安法》的基礎下,為香港闖出一條明天會更好的路。香港至今五位特首中,最重要的必定是第一位,董建華先生。歷史或許證明,對「一國兩制」最初的想像與外在環境可能行不通,但今天有了《國安法》後,我認為「一國兩制2.0」絕對可行,大家心中亦已有雛型。在這個關口上,李家超先生作為第五位特首,帶領香港公民團隊,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家超先生才是香港最重要的特首,這在乎我們如何走出「一國兩制2.0」這條路,特首將如何帶領政府走這條路。作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亦要一同參與走這條「一國兩制2.0」的路,多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