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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巴黎奧運落幕，奧運的熱情正逐漸褪去。一直以來，大衆對舉辦奧運都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説可以提升一國的文化軟實力；也有人認爲實屬勞民傷財之舉。筆者籍此機會簡單探討一下，在後奧運時代，主辦國逃不過的三大問題。

「仕紳化」 與城市動遷

奧運會無可避免地讓舉辦城市改變當地的社區特徵，經歷「仕紳化」，即當一個舊城區被「優化」後，原本聚集的低收入居民因租金上揚而被迫遷離，中產階層(gentry) 遷入並取而代之的過程。

在申辦時，主辦國一般會宣稱舉辦奧運會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機遇，但往屆奧運會似乎只帶來沉重的社會代價。爲了迎合比賽的國際標準及接待大量參賽團隊及遊客，主辦國常常需要興建或升級場館，建設奧運村及重新規劃運輸網絡。這使得附近地區的房價及租金被不斷推高，原社區居民無力承擔上漲的生活成本，因而被迫遷移。據經濟學家推斷，因應澳洲布里斯班及昆士蘭州東南部將舉辦2032年夏季奧運會，該地區的房價將在未來十年上漲20%。

另外，「仕紳化」過程也重塑城市以至社區的人口結構與風貌(urban character)，因此邊緣族群(marginalized groups)往往首當其衝，成爲發展過程的受害者。以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爲例，距離奧運公園2公里的400戶居民被迫動遷(displacement)，讓路給奧運設施；當地政府更部署了大量軍警包圍貧民窟，將貧民窟與遊客分隔，讓人們「暫時忘掉他們」。面對奧運必然引致的「仕紳化」，主辦國應儘早規劃，採取富有當今社區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s)的包容性城市規劃(inclusive urban planning)，將舉國盛事對弱勢社群的影響減至最少。

「奧運債」與財政壓力

網絡上常説，「奧運會聖火熄滅之際便是債起之時」。往屆奧運會的基建成本開支由50到500億美元不等。然而，當中能賺取的收入往往都不如預期。社會上只有少數得益，如建築公司及保安公司，而非整體經濟。基建的成本開支也不只是一筆一次性支出，後續對場館設施的高額維護費也持續地給庫房增加負擔。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主場館「澳洲體育場」(Accor Stadium)每年的維修費用高達3000萬美金；而北京當局每年也花費1000萬美金用作維修「鳥巢」(National Stadium)。為了應付龐大的支出，不少主辦國都採用借貸舉辦的形式(borrow to host)，繼而背上幾十年的債務。

此外，主辦國還要面對難以預測的危機連帶的財政負擔，2016年里約奧運遇到了寨卡病毒，使不少國家的運動員及旅客卻步；2020年東京奧運組委會因應新冠防疫的考慮，限制外國觀眾及本國觀眾入場觀賽。由於缺乏了國際旅客，主辦國的收益減少，成本收支不平衡也致使公共財政縮緊(fiscal strain)。本屆巴黎奧運會最終的賬單多少，由誰買單也還是個未知數。

「大白象」與場地的延續性

因應奧運賽事，主辦國家通常都會興建大量的新場館。然而，奧運落幕後，這些場館彷彿在一刹那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希臘雅典當年因應2004年奧運興建的 22 座場館，大部分在賽後閒置； 2008年北京奧運後，媒體也曾爭相報道曾經五光十色的五棵松棒球場、沙灘排球場等場地長滿了雜草，觀衆席也已腐爛廢棄；2016年里約奧運結束後，奧運公園、滑板公園等場館也遭到了遺棄，成爲了流浪狗的聚集地，了無生氣。今年的巴黎奧運因應環保大趨勢，95%場館採用現有或臨時的基礎設施，堪稱「史上最環保的奧運」，似乎預告著主辦國對於減少「大白象」基建的資源消耗而踏出的一大步。儘管如此，場地利用的延續性以至永續性，如用途變更等問題，仍然是未來主辦國的一大考驗。

從「仕紳化」到「奧運債」，再到場地利用的困境，主辦國付出的代價不容忽視。如果只看到表面的繁華，忽略了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那麼舉辦奧運的意義便會被扭曲。唯有接受並正視這些問題，並積極制定解決方案，舉辦奧運才能真正成為促進城市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