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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妨打開手機，看看社交媒體軟件中有多少群組長時間進入睡眠狀態中？

自2014年佔中事件以來，香港互聯網上出現了一股霸凌文化。黃藍兩極持續交惡，不同政見者在WhatsApp群組中退組已成常態，昔日好友斷絕來往，有些人因討厭論政而拒絕參與選舉投票。那麼，霸凌文化如何與香港現今社會的撕裂和非政治化現象掛鉤？霸凌文化又是否罪魁禍首？

近十年的變化

互聯網世代產生的政治欺凌行為，表面性質可能有異，但目標卻是一致：當有兩種價值觀衝突時，欺凌一方便會拉幫結派，鼓動同溫層向另一方進行羞辱、抵制，及最終消滅對方。受害者當中，輕者名譽受損，重則被驅逐出生存的平台。時間較遠的例子有餐飲業龍頭人物公開衍責2019年反逃示威者後，旗下店鋪被抵制、杯葛及破壞；近期例子有甄子丹先生因為說了一句：反修例風波不是抗議，是暴動。之後，數萬名網民聯署呼籲美國奧斯卡委員會取消邀請他作頒獎嘉賓。

解構霸凌文化

霸凌文化可以解讀為「誰大誰惡誰正確」。「大」指具影響力的媒體平台，用作大聲疾呼，針對及摧毀對手名聲和事業；「惡」指行為之惡，藉低成本的互聯網作惡，有持無恐揭人隱私，用盡下流髒話污蔑他人，甚至以身試法，挑戰言論自由的極限；「正確」則是只要符合民粹精神，政治正確就成真理。總的來說，當一小撮人充滿「大、惡及正確」的自我感覺時，他們便可以圍爐取暖，向意見相左的人發動攻擊，杯葛對方，令他在其領地上消失。

霸凌行為的弊端

霸凌行為不是黃或藍陣營一方的專利，雙方也會向對方施加欺凌。在互聯網上，由於口沒遮攔或含血噴人的成本低，充斥著不負責任及粗鄙言論，憤怒及怨毒的政治爭拗漸漸變成窒礙人與人交流的高牆，最終導致社會陷入雙輸的文化崩潰。久而久之，多數人選擇躲在高牆後默不作聲，害怕成為出頭鳥；在社交媒體也少說話，擔心暴露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得失識於微時的朋友。結果，大家都自我閹割了言論自由。[1]

解決霸凌行為

面對霸凌文化，社會應該首先強調平衡個人責任與言論自由，讓人們知道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有限制的，胡言亂語可能觸犯法律。在處理冒犯行為時，應關注其背景和意圖，讓教育和督導成為重點，從而開啓眾人心智，提升個人識見，抗拒低俗的風氣。

其次，管治者必須正視社交媒體的影響。社交媒體的意見領袖經常採用挖苦及諷刺話語吸引跟隨者評論及點讚，導致他們無意中參與作「惡」。政府應提倡負責任地使用這些平台，並設立清晰界限，防止煽動仇恨或歧視的言論擴散。

最後，社會應該強調寬恕與同理心。霸凌文化可能對個人造成持久的負面影響，因此政府應帶頭倡議人與人之間彼此尊重的風氣，共同創造一個多元和開放的互聯網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