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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以「打擊反猶主義」和「國家安全」為由，對哈佛大學實施了一系列逐步升級的制裁措施。這一連串行動始於4月，當時政府以哈佛拒絕改革管理結構和招生政策為由，凍結了該校22億美元聯邦撥款。隨後在5月，教育部撤銷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認證，並以恢復認證為條件，要求校方提交非移民學生的紀律記錄。5月27日，政府進一步暫停新的學生簽證面談，並計畫擴大對申請者的社交媒體審查。這些措施被廣泛視為對學術自由的系統性壓制，是「美國優先」工具箱中又一枚政治籌碼，以保護主義切割全球化知識網路，將學術工具化為大國博弈的戰場。  

驅逐令背後的政治邏輯

特朗普政府以「打擊反猶主義」為由打壓哈佛等自由派高校，只是打壓異見高校的藉口。哈佛的學生中，有10%左右的本科生，26%左右的研究生是猶太人。哈佛校內的猶太組織Hillel分會運營著一座專屬的猶太學生中心，為學生提供各種宗教、文化和學術支持。甚至哈佛大學校長阿倫·加伯也是猶太人。由此可見，哈佛校園中並不存在特朗普聲稱的「反猶主義」。特朗普所謂的「反猶主義」，只是將「批評以色列政府」與「反猶主義」強行等同，實質是向親以色列金主輸送政策利益，同時打壓高校的自由派勢力。

特朗普政府精准鎖定哈佛等藍營高校，旨在削弱民主黨的政治與經濟根基。數據顯示，哈佛所在的馬薩諸塞州2024年大選約80%的政治獻金流向民主黨，而聯邦科研經費約60%由藍州高校和機構獲取。政府通過凍結撥款、取消免稅地位等手段，直接打擊民主黨關聯機構。同時，政策要求哈佛廢除DEI（多元平等包容）計畫，呼應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的「Project 2025」綱領，在國內外擊敗反美左翼。這種系統性清洗不僅針對學術自由，更是為了重塑美國高等教育，使其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議程。

「美國優先」的悖論：自毀長城的風險   

學術自由與人才流動是現代科技創新的基石，美國過去一個世紀的科技霸權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開放的研究環境。從二戰後的"曼哈頓計畫"吸納歐洲流亡科學家（如愛因斯坦、馮·諾伊曼），到冷戰時期矽谷依賴移民工程師（如英特爾創始人安迪·葛洛夫來自匈牙利）。根據NSF《科學與工程指標2024》的報告，美國機構發表的論文中，有58%的第一作者為國際學者，說明了美國科技領先地位始終依賴全球智慧。

然而，特朗普政府限制國際學生與研究學者的政策，正在切斷這一命脈。若頂尖人才因簽證壁壘轉向加拿大、歐洲或其他國家，或許將嚴重削弱美國在全球競爭中的創新能力。根據德勤的《全球半導體人才短缺》報告，美國半導體行業非常依賴外國人才來支持創新和研發，如果限制外國研究人員，將導致技術進步放緩，削弱美國在全球半導體競爭中的地位。當「美國優先」淪為「美國孤立」，其代價不僅是技術優勢的流失，更是親手拆解支撐其科技霸權的知識生態系統。 

中國的應對：以開放生態重構全球人才格局

面對美國趨向封閉的學術政策，中國正以更開放的姿態構建全球化人才網路，而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國際化優勢成為關鍵樞紐。香港的國際化教育體系、英語授課環境及高度開放的學術氛圍，成為國際學生理想的替代選擇。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等高校已主動向受政策影響的哈佛學生拋出橄欖枝，提供專項支援，包括優先處理申請，提供學分轉移，簽證和學術支持，吸引優秀人才來港深造。

與此同時，香港高校一直積極加強與內地的科研合作，推動人才與資源的雙向流動。例如，香港科技大學在廣州建立分校，在深圳建立研究院，計劃成立「香港科技大學– 阿里巴巴大數據與人工智慧聯合實驗室」，為國際學者提供更廣闊的發展平臺。這種「香港接軌國際，內地提供縱深」的模式，不僅可幫助國際人才無縫銜接中國科研體系，也進一步推動香港成為全球人才樞紐。當美國築起學術高牆，中國正以香港為支點，將國際學術動盪轉化為招攬頂尖人才的機遇，撬動全球智力資源的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