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未來前途不能假手於人

星島日報|A13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龍家麟

近期影響香港未來前途的事情層出不窮,而且信息混亂。中美交惡,美方暫停了《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被視為等同中國的關稅區,並且禁止美國製高端科技產品入口香港。楊潔篪在阿拉斯加警告美國休想再回復到「八國聯軍」圍堵中國的時代。田飛龍提出「忠誠廢物」論,但也說香港有不少「兩面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比較有實用價值的是饒戈平教授在《紫荊雜誌》的撰文,披露了中央治港的三個政策轉折:一)早期的「井水河水,高度信任」;二)發展到一四年佔中之後發布了《香港政策白皮書》;三)到現在的「高度介入」時期。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勸告年輕人「擺脫心障,重回民主發展正軌」也是很有用的觀察。

民主發展不能和國家利益對抗

視乎個人的觀點與角度,同一件事情是可以有很多個現實的觀察。有些人相信香港已經到「世界末日」的地步,所以要逃到外國要求政治庇護。立法禁止個人、記者,甚至律師查冊解決了「起底」的問題,但是嚴重削弱了香港固有的透明度,直接影響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法,和一九九八年引入「最大剩餘數比例代表制」,後來才發覺做法等同鼓勵極端本土派系進入議會的情況差不多。解決了小問題,卻引入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年輕人對現實感到無助和香港出現的管治問題,相信和我們缺乏從高層次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關(李光耀要求官員擁有的Helicopter Quality)。展望香港未來前途,我相信的現實是來自德文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意思是各方都需要面對力量均衡的現實作為行動指引。我相信香港的政制發展和管治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妥善的解決;香港的民主發展沒有可能和國家利益對抗,這是做夢也不可能成功的。

面對將來,我們可以以行動證明香港固有的自由,法治和開放環境對加強中國的「綜合國力」有利無害。十多年前一位精通俄語和普通話的高級美國外交官曾經指出,如果前蘇聯擁有一個小小的香港,特別是法治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兩個特點,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改革開放」(Glasnost & Perestroik)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據這位外交官說,香港和北京政府都應該慶幸香港的獨特歷史背景。香港人懂得講普通話,商業語言以英語為主,商業文化可以和外國和內地企業無縫接軌。加上自由主義在香港根深柢固,是國際社會願意見到的中國。如果香港人能夠更加深入了解和懂得發揮自身擁有的軟實力,在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允許的前提下,香港是可以為國家發揮某些緩衝和調停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和其他情況發揮某些非正式和軟性外交作用的。

早前提過的「沒有第三者」(No Third Person)一本英文書提出:香港未來不能假手於人,只有香港人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才有資格和能力在一國兩制和中國主權之下,講出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新香港故事」。

陸恭蕙只提出問題,但沒有提供答案。不少香港人觀察了香港過去三四十年發展,而且仍然留守的人都是樂觀主義者。他們不會認同經已變了死胡同,不會輕易放棄「一國兩制」。他們多少都會考慮香港正面對一個第二次回歸的契機,並且會認同中間路綫,共同建設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符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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