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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A13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龍家麟

近期影響香港未來前途的事情層出不窮，而且信息混亂。中美交惡，美方暫停了《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被視為等同中國的關稅區，並且禁止美國製高端科技產品入口香港。楊潔篪在阿拉斯加警告美國休想再回復到「八國聯軍」圍堵中國的時代。田飛龍提出「忠誠廢物」論，但也說香港有不少「兩面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比較有實用價值的是饒戈平教授在《紫荊雜誌》的撰文，披露了中央治港的三個政策轉折：一)早期的「井水河水，高度信任」；二)發展到一四年佔中之後發布了《香港政策白皮書》；三)到現在的「高度介入」時期。前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勸告年輕人「擺脫心障，重回民主發展正軌」也是很有用的觀察。

民主發展不能和國家利益對抗

視乎個人的觀點與角度，同一件事情是可以有很多個現實的觀察。有些人相信香港已經到「世界末日」的地步，所以要逃到外國要求政治庇護。立法禁止個人、記者，甚至律師查冊解決了「起底」的問題，但是嚴重削弱了香港固有的透明度，直接影響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法，和一九九八年引入「最大剩餘數比例代表制」，後來才發覺做法等同鼓勵極端本土派系進入議會的情況差不多。解決了小問題，卻引入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年輕人對現實感到無助和香港出現的管治問題，相信和我們缺乏從高層次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關（李光耀要求官員擁有的Helicopter Quality）。展望香港未來前途，我相信的現實是來自德文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意思是各方都需要面對力量均衡的現實作為行動指引。我相信香港的政制發展和管治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妥善的解決；香港的民主發展沒有可能和國家利益對抗，這是做夢也不可能成功的。

面對將來，我們可以以行動證明香港固有的自由，法治和開放環境對加強中國的「綜合國力」有利無害。十多年前一位精通俄語和普通話的高級美國外交官曾經指出，如果前蘇聯擁有一個小小的香港，特別是法治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兩個特點，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改革開放」（Glasnost & Perestroik）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據這位外交官說，香港和北京政府都應該慶幸香港的獨特歷史背景。香港人懂得講普通話，商業語言以英語為主，商業文化可以和外國和內地企業無縫接軌。加上自由主義在香港根深柢固，是國際社會願意見到的中國。如果香港人能夠更加深入了解和懂得發揮自身擁有的軟實力，在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允許的前提下，香港是可以為國家發揮某些緩衝和調停的作用，在「一帶一路」和其他情況發揮某些非正式和軟性外交作用的。

早前提過的「沒有第三者」（No Third Person）一本英文書提出：香港未來不能假手於人，只有香港人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才有資格和能力在一國兩制和中國主權之下，講出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新香港故事」。

陸恭蕙只提出問題，但沒有提供答案。不少香港人觀察了香港過去三四十年發展，而且仍然留守的人都是樂觀主義者。他們不會認同經已變了死胡同，不會輕易放棄「一國兩制」。他們多少都會考慮香港正面對一個第二次回歸的契機，並且會認同中間路綫，共同建設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符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