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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全局和事情底蘊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參加了香港電台時事節目BackChat，節目主題是：支持修例示威的資金。同場嘉賓包括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和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節目中討論過路透社報道有關中紀委在修例風波的角色，和彭博報道有關可以追查到的二億五千四百萬支持反修例運動的資金。看來彭博和路透社還沒有掌握了事情的全部真相，或選擇不公開所有內容。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曾經公開承認提供了六十八萬六千美元作為研究用途，但這數字遠遠比彭博報道的兩億五千萬港元為低。看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初時未能預計修例的問題和影響，但是如果單純歸咎外國勢力，只是過分表面化的分析，並沒有掌握全局底蘊。

從解讀香港全局能力角度來看，彭博和路透社每家有接近一百名以香港為基地的記者，負責報道亞洲的財經和政治新聞。他們的調查能力比本地報社為高，而且更有動機去披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政治風險評估。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自從一九九七年一直奉行偏幫大地產商的政策，直至今天還沒有推出實在的經濟發展和協助年輕一代安居樂業的政策方案。修例風波把年輕人一切不滿爆發到表面，路透社更加披露了特區官員未能掌握社會情緒，未能搞好經濟發展和未能了解中央政府，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的期望。

從了解中央政府的對港角度政策來看，日本學者松田博康提出中央權力過分集中，所以在處理香港問題上處處碰壁。事實上內地比香港更加着重調研，而且有不少人扮演諫官的角色。「一國兩制白皮書」作者強世功在去年七月四日發表的文章曾指出：香港逃犯條例面臨巨大問題，顯示中央政府還搞不定一國之內的法治和充分了解到香港現時還是無可代替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番言論相信間接或直接影響到中央不依從鷹派人士要求派解放軍入城平亂的建議，而且保衞了香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重要的角色、價值和能力。香港民主派應該清楚知道中央政府的底綫，並且意識到香港民主發展必須與國家發展利益共存，民主發展也是應該放棄「民主抗共」這論述，重新思考一個「新香港故事」的時候。

駱惠寧不是技術官僚

國際社會眼中，香港擁有一些未能完全發揮的軟實力，也十分了解香港對中國的真正價值。他們一直希望中國未來發展能參考香港對法治和人權的重視，去年一月到十月，透過香港進入中國的外資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至七成中國對外投資也是透過香港走出去的。無論特區官員能否正確閱讀香港未來發展全局和在建國過程中的角色，駱惠寧主任是中國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家，不是技術官僚，不受港澳體制約束的局外人和更高一級的官員。相信他是能夠協助民主派、建制派、現任和下屆特首了解全局，並且與香港共同創建「新香港故事」的適當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