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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葵青兩種結局

○四至○七年那一屆，灣仔區是革新區議會的案例。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效應後，民主派報捷，取得該區主導權。當年，囍帖街重建計畫帶來保育與發展的熱議，灣仔區議會成立專責小組，舉辦街頭研討會，發表對市區更新的政策立場書，令公民社會與體制接軌。區議會一般只反映社區對公共設施的意見，原來也可以主動讓居民、專業人士和民間組織參與規劃，納入為政策制定的持份者。雖然民主派在之後一屆選舉大敗，但所掀起的保育情緒，燃燒至皇后碼頭和高鐵菜園村，而愈演愈烈的街頭抗爭更是後話。

自八十年代起，由民主派雄霸近二十年的葵青區，則是另一番景象。其時尚未回歸，前途問題正熱，議員嘗試將公民意識植入社區，不少活動卻乏人問津。沒有翻天覆地的改革，扎實的地區工作反而受落。區議員毫不鬆懈地為居民解讀信件、辦旅行團、派福利品、安排健康檢查等。新生代常批評嘉年華式的合家歡活動無實質作用，「蛇齋餅糭」代表的恩庇政治只為籠絡人心，凡此種種卻是基層民主的現實。誰說以鄰舍關係維繫的地區網絡，不是社區營造的體現？

賦權監察相輔相成

受諮詢組織的定位局限，區議會被認為權責不足，成效不彰。不過上述兩區的經驗顯示制度內也有創新的空間，儘管具體不能脫離區情而為。談賦權，必須輔以相應的監察。濫用職權、挪用公帑等貪污舞弊每屆出現，部分議員的個人操守未如理想。各項社區撥款計畫爭議不斷，存在利益輸送的疑問，偶爾亦與民意脫節。區議會是否預備好運用更大的公權力？議會管治備受關注，廢除授權票制度、公開會議記錄、容許公眾列席或直播會議、改善利益申報機制等聲音醞釀多時，今屆區議會便是做好公眾監督制度的時機。

區議會全面政治化，民主派受惠於勝者全取的點票制度而盡攬議席，但泛民建制的得票無改變六四黃金比例。香港市民歷盡滄桑，投票取向竟然紋風不動，票源歸邊反映黃藍陣營沒有爭取到認同，只是深化了立場。每區的民意代表得一位，惟市民取態仍然是六四比，地區工作無可避免成為矛盾的爆發點。黃藍對立沒有完結的一天，與其糾纏於謾罵，不如認清雙方各有支持者，了解對方觀點，拉近分歧，學習與不同政見人士共存。

潘學智

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研究）